2014年11月17日星期一

漫步柏林 (2):夏洛特堡宫




  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座宫殿的话,我会用这个词:典雅。

   走在宽阔的人行道上, 远远就看见一座高耸在蓝天下的淡黄色塔楼和塔楼上的青绿色圆穹。圆穹上有一圈圆形的窗子,窗顶上的镀金皇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圆穹顶上立着一尊镀金的幸运女神像,女神单腿站立,张开双臂, 展开一条迎风飘动的金飘带,飘带从她的手中绕过,飘向腰后。 一屡屡淡淡的薄云从她身后飘浮而过,为雕像带来动感,女神宛若在蓝天白云中翩翩起舞。 到了近前, 先看到一片苍郁的菩提树林,然后是一组十分可爱的色彩。这就是柏林最美的巴洛克式建筑普鲁士王后苏菲·夏洛特的避暑行宫——夏洛特堡宫。

   这座宫殿气势宏大,很有皇家气派, 但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颜色搭配。在我见过的各国宫殿里,夏洛特堡宫最有“女性色彩”:宫殿的主色是淡黄色,配以红色, 白色和青绿色。红色是屋顶,淡黄色是墙壁,白色是长方形和拱形的大窗以及窗帘,红,黄,白三色搭配在一起,柔和得近于妩媚,也使整个建筑群显得高贵端庄而又不失大方典雅。主殿顶上就是我从远处看见,高达48米的塔楼和青绿色圆穹。宫殿前面是正方形的广场,广场上铺着奶油色的小方砖,一圈红色长石条拼出了一个大圆圈,圆圈的正中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青铜雕像。圆穹与雕像的青绿色为宫殿柔和的“女性色彩”增添了庄重, 也给整个建筑群带来了帝王的威严。这一组色彩的背景是辽阔幽远的蓝天, 蓝天上, 几缕若有若无的白云缓缓地舒卷。

   盛夏的柏林,才不过上午九点多,太阳已经是热辣辣的了。我从人行道上拐进宫殿外的菩提树林里,踩着一地深深浅浅的树荫,朝这一组刚柔相济, 赏心悦目的色彩走去。

   宫殿外有一道镶嵌着镀金皇徽的高大铁栅栏。进入宫殿的大门就在铁栅栏的中间,正对着青铜雕像和主殿。铁门两旁的大柱里头各有一个小小的房间,想必是昔日卫兵站岗之处。大柱顶上各有一个青铜武士雕像,武士身体前倾,一手扬起盾牌,一手紧紧握剑,两腿一屈一弓,全身肌肉绷出男性的健美。他们以预备进攻的姿势高踞在门柱上,好像随时会向图谋不轨者击出致命的一剑。

   我从双剑下走过铁门,踏上广场上的奶油色小方砖,进入昔日的皇家禁地。 许多石砖上留着半圆形的凹陷, 莫非是当年马蹄踏出的印痕?这座宫殿里曾经居住过一位多才多艺,品味高雅的年轻王后, 她精通社交礼仪, 能说五种语言, 学习过科学,对哲学和数学充满好奇,也颇有兴趣,还喜欢作曲和弹琴。哲学史上也留下了她的名字, 虽然这并非由于她自己的创见, 而是由于她与一代宗师,哲学家莱布尼兹的友谊。当时,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以精通法国文化为荣, 而这位年轻的普鲁士皇后却独具慧眼,自称为这位本土哲学家的弟子,通过书信向他请教,并为他提供资助。她还创立了柏林科学院的前身——柏林科学协会,由莱布尼兹担任第一任会长。年轻王后与哲学大师友谊, 堪称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
   16681029日, 奥斯那布鲁克不远的伊堡城堡中,一个女婴呱呱落地。 她的母亲,波西米亚国王的幼女索菲公主,和她的父亲厄尼斯特·奥古斯都公爵为她取名为苏菲·夏洛特。“索菲”显然是来自母亲的名字,夏洛特”则来自苏菲公主的侄女伊丽莎白夏洛特。 这对夫妇,即日后的汉诺威选帝候和夫人, 精心培养他们唯一的女儿,使她受到最好的教育。索菲·夏洛特的母亲,汉诺威选帝候夫人索菲公主本人也深具文化素养,她爱好哲学,与当时著名的哲学家托兰德,培尔,洛克,莱布尼兹等均有交往。在伊堡城堡里,小公主学习科学,音乐,拉丁语,意大利语,法语和英语,以及社交礼仪。

   1684年,16岁的少女索菲嫁为人妇,离开父母,移居柏林。父母为她选择的夫君是大选帝候腓特烈威廉之子, 21岁的腓特烈三世。当时,这对年轻的夫妇可能没有料到,他们将成为第一代普鲁士国王和王后,他们的后代中,将出现一位显赫的君主,腓特烈大帝。这位大帝的铜像此刻就立在菩提树下大街上。

   这对夫妇的兴趣截然不同。腓特烈三世的喜欢于征战有关的事情,索菲·夏洛特却喜欢哲学和艺术。腓特烈三世性喜奢华,不仅收藏了大量绘画,银器和家具,还建造了三座宫殿,即柏林宫,夏洛特堡宫和波茨坦宫。

   夏洛特堡宫, 原名卢森堡宫, 建于16951699年之间, 是当时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为索菲·夏洛特建造的夏宫。这座宫殿在索菲夏洛特死后继续扩建,直到1790年才最后完成。整个宫殿里有70间房间,收藏了大量的艺术品,包括许多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瓷器。 1740年到1747年的七年中,腓特烈大帝也居住于此。

   1701年,腓特烈三世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,索菲·夏洛特成了普鲁士王后。

   热烈的阳光下, 我站在青铜雕像前,望着面前铜铸的汉子。

  骑在马上的腓特烈一世是个壮硕男子,一头披肩卷发, 身穿盔甲,肩围披风,一手挽缰, 一手持棍,目光低垂, 傲然下望 。 他的脚下, 围绕着雕像的底座,是四个被铁链拴住的武士。 这些武士同马上的国王一样, 也是身材壮硕的汉子。  他们倒在国王的脚下,身上挂着锁链, 健壮的身体扭曲变形,其中一个伸出强健的手臂,手掌朝前张开, 好像是要挡住朝他刺来的利剑。那条伸出的手臂和弯曲的手指里蕴含了说不出的绝望。绝望用艺术的形式固定下来,就变成了动人心弦的凄美。



   这座雕像无疑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,可是,我却觉得它与夏洛特堡宫的整个格调不甚和谐。在宫殿柔和的色彩和蓝天中起舞的女神面前,这座表现战争和痛苦的雕像显得多么突兀!

   参观宫殿内部需要买门票,价格也不算贵,但是,我自认是个无可救药的俗人, 历来只对平民的生活更有兴趣。在我走过的每个国家, 最吸引我的是平头百姓的寻常人生,而非帝王的奢华。帝王的生活离我太远太远,远得甚至无从凭吊。然而,在这座宫殿里,确有值得凭吊的,那就是年轻王后与一代大师的友谊。

   我花两欧元买了张门票,这张门票只能参观二楼的小客厅。我走上宽大的楼梯,脚下是精美的拼木地板。楼梯绕上二楼,把我带进一个圆形的小客厅。 当年,年轻的王后是否就在这里会见哲学家,与他讨论数学与哲学方面的问题?我遍寻资料,始终无法找到更多的细节。只知道,当年建造这座宫殿时,索菲·夏洛特曾积极参与了它的设计。近300年过去了,有关资料保存下来的太少,我无法得知,这座宫殿的那些地方是按照她的意见设计的。唯一能够想见的是,这里一定留下了不少她的痕迹,由于不为人所知,那痕迹就变得朦胧神秘。 在宫殿里漫游,感受着昔日王后留下的神秘痕迹,一如在浓雾的森林里散步,真实与幻像被雾气融合为一体,反而更加引人遐思。

   小客厅的墙上挂着一些油画,我一幅一幅仔细看过去, 特别留意它们的年代。令我失望的是,那些画的创作年代均在19世纪,也就是说,小客厅并没有保留第一代女主人生前的装潢。——将近300年了,我不禁笑自己的痴,有什么东西能保持300年不变呢?我走到小客厅的窗边,朝窗外望去。 宽大的窗子正对着宫殿的大门。 一辆骏马拉着的车从树林中驰来,在宫殿门前停住, 仆人迎上前, 挽住马缰,一位身穿黑色礼服的男子跳下马车,在宫廷女官的引导下走进宫殿。他抬起头,朝正殿望去, 宫殿的女主人正掀起窗帘的一角, 向她的良师微笑。——啊, 不, 不对, 是一辆豪华旅游车从马路上开过来,拐进了宫殿门口的停车场,一群游客鱼贯而出。我离开窗口,走出圆形客厅,下楼。我要在这个宫殿变成集市之前离开。

   楼下的售票处已经排了一条长长的队伍。 我挤出人群,走向宫殿后面的花园。主殿的后门本来是可以直接通往后花园的,但是大门紧闭,游人必须绕过两边的侧翼才能到花园里去。

   两边的侧翼都可以绕到花园,反正距离是相同的,我就随意而行,沿着右边的侧翼绕到了花园里。还真绕对了,迎面是两座高大的铜柱,顶上各有一个手持花环的女神像。花园大得简直不成话,里面甚至还有一段河和一大片树林。没有游客的花园里十分安静,一个身穿白短裤红背心的男人正在绕着花圃跑步,别说,这还真是个健身的好地点。花园正中有一座喷泉,圆形水池中,一根孤零零的水柱高高扬起,洒下一片亮晶晶的水珠, 阳光在薄薄的雾气里画出一道淡淡的虹。

   我走上花圃中间的砂土小路。 巨大的花圃里,红,白,黑三色的碎石组成了美丽的图案,那图案令我想到中国古代瓷器上常见的“卷草纹”。花圃中,各色花朵开得正艳。右边的花圃旁放了一架小推车,一胖一瘦两个女人握着小铲子, 低着头整理花圃,把干死的花挖出来, 扔进小车里。花圃的另一端, 几个男人拿着胶皮管给花浇水。

   我走到正在干活的女人身旁,她们停下手里的活儿,抬头对我微笑。原来胖女人是个中年大婶,瘦女人是个20来岁的姑娘。

   Hi!” 我打了个美国式的招呼。

   Guten Morgen!”胖大婶用德语回答。

   我指着花圃中一丛蓝紫色的,开着穗状小花的植物问道:“熏衣草?”

   No,”姑娘用不太流利的英文说,“看上去像,但是不是熏衣草,是那种可以用来做菜的草。”她停顿了片刻,努力寻找词汇,然后无奈地笑笑,说出它的德文名字。

   “啊,是sage (紫苏)!”这个词恰好与英文相近,我听懂了。Sage是一种很常用的调味料。

   我们三人在昔日的皇家花园里用半通不通的英文聊了一阵。姑娘告诉我,她是在这里做夏季临时工的大学生。她说她很喜欢这个工作,学会了认好多种花草,顺便还晒出了漂亮的肤色。

   我向两个女人道别,继续在花园里漫步。跑步的男人从我身边跑过,抛下一溜沉重的呼吸声。
  

   王后与哲学家的友谊,听上去很有点不可思议。他们就像两条平行线, 各有自己的人生轨迹,似乎并没有理由彼此相交。 然而,命运却把他们带到了一起。1673年,莱布尼兹来到汉诺威,接受索菲夏洛特的伯父,约翰腓特烈的雇佣,为他管理私人图书馆,并为其撰写家族史。在这里,他结识了索菲夏洛特的母亲,汉诺威选帝侯夫人,二人开始了长期的友谊。


   16988月,索菲夏洛特,莱布尼兹以及索菲的母亲,汉诺威选帝侯夫人,在汉诺威的皇家狩猎场度过了三个星期。他们讨论了成立柏林科学协会的种种细节问题。索菲夏洛特邀请莱布尼兹前来柏林,并表示自己愿意成为他的学生。从此,索菲夏洛特与莱布尼兹开始了他们的友谊。17011月,腓特烈三世成为普鲁士国王,贵为王后的索菲夏洛特依然保持与哲学家的通信,在信中向他请教各种问题。他们并没有多少当面交谈的机会,只有当索菲夏洛特去汉诺威,或是莱布尼兹来柏林时,他们才有可能会面,彼此交换看法。哲学家在他生前出版的著作中提到,该书的许多观念,来自于他与索菲·夏洛特的通信。遗憾的是,索菲·夏洛特死后,她与莱布尼兹的通信大部分被腓特烈一世销毁,只有为数不多的信件保存至今。这些幸存的信件至今仍然是研究莱布尼兹哲学思想的素材。

  

回到美国后,我在网络上到处寻找索菲·夏洛特的画像,搜索的结果,除了几幅她的正式画像,我还找到了两幅她与哲学家莱布尼兹的画像。在苏菲王后的画像上,我看到一位体形丰满,浓眉大眼, 表情呆滞的盛装贵妇,她的神态远不如自称莱布尼兹弟子的索菲自然可爱。在一幅创作于1868年的油画中,莱布尼兹站在方桌边,向坐在椅子上的索菲• 夏洛特王后提出成立科学协会的计划。另一幅画中,索菲夏洛特与莱布尼兹边走边谈,哲学家打着手势,王后微微低头,全神贯注地倾听。他们的背后,是夏洛特堡宫的塔楼和圆穹。

   17052月,不满37岁的索菲·夏洛特死于急性肺炎。为了纪念她,腓特烈一世将这座宫殿易名为夏洛特堡宫。若干年后,历史上富有盛名的腓特烈大帝如此评论他的祖母:“这位公主具有男人的天才和学者的学识,她并不认为以王后之尊而去赞赏一位哲学家,即莱布尼兹,有损她的身份。她认为,被上天赋予了高贵思想的人地位并不逊于帝王,她据此想法与莱布尼兹为友。”

  
我沿着花圃慢慢地走。花圃里的花色彩虽然艳丽,品种却很一般。我认出很多种花草, 它们的同类此刻正在我家公寓楼中间的花园里怒放。二战期间,夏洛特堡宫曾遭到破坏,现在的花园是战后重修的。如果,某个风清月朗的夜晚,宫殿昔日女主人的魂魄乘风归来,不知是否还能认出这座宫殿,这片花园?不知她是否还能找到当年与哲学家的倾谈之处?

   在孤零零的水柱底下,我站住, 仰起头,望着蓝得令人晕眩的天空。轻风吹来, 水柱稍稍倾斜,微凉的水珠洒了我一脸。跑步的男人又从我身后跑来。我转过头,男人胸膛起伏,呼吸粗重, 一面孔的严肃认真。昔日的王后,是否曾在这里,与哲学大师讨论“自然的次序”一类严肃的问题? 后来,我找到一封哲学家写给王后的信,仔细阅读后,我承认自己学识浅薄,完全无法读懂那些高深的理论。我这俗人的头脑,无法突破庸常的见解,指向永恒。

   我踢着花园小路上的砂土,朝花圃边的树林走去。林中传来几声孤独的鸟鸣,接着,一只黑白色的大鸟扑楞楞飞来,落在一个木质大花盆的边沿上。 花盆里种着一株半人高的小树,柔软的枝条低垂着,上面缀满紫蓝色的小花。 鸟儿低头理了理羽毛,然后歪着头看看我,忽一下振翅飞去,射向蓝天。我看看花圃,树林旁的花圃边上, 种了一排花树,树下铺着青色碎石,点点落花洒在碎石上。 我弯腰拾起两朵殷红的落花,一边把花夹进笔记本里,一边讪笑自己终究是个俗人,这个皇家花园见证了一段美丽的友谊,交谊的双方一位是天才思想家, 另一位慧眼识英才的博学王后, 而我远道而来,却因学识浅薄而无从凭吊,只能感叹于园中的落花和孤独的鸟鸣。

   我绕着花园走了一圈,从右侧殿的礼品店中穿出,回到广场上。宫殿门口已经停了好几辆旅游车,一批游客正走进大门。我在礼品店前的台阶上坐下,望着人群络绎不绝地进入昔日的皇家禁地。

   我站起来,踏着残破的小方石砖,再次从青铜武士的双剑中间走过, 出了宫门。

   后来,我从资料中看到,得知苏菲·夏洛特的死讯后,莱布尼兹悲痛欲绝, 为她写了一首长诗。我四处寻找这首诗的英译未果,只找到了王后临终前写给莱布尼兹和她丈夫腓特烈一世的便笺 。“不必为我悲伤,”王后告诉哲学家,“因为,我对空间,无穷,存在,以及虚无的好奇心即将得到满足,这一切, 连莱布尼兹也无从向我解释。”

“至于我的国王丈夫,”王后不无嘲弄地写道,“我将为他提供一个举办豪华葬礼的机会,在这个葬礼上, 他将获得新的机会一显他的奢华。”

  
2003/9/30


2014年11月8日星期六

漫步柏林 (1):柏林墙下的沉思





  现在,它的正式名称是“东区画廊”(East Side Gallery)。


   这个名称看似平常,但它却在不经意中掩盖了一段历史,并且为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涂上了一层近乎浪漫的色彩。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,光是从导游图上看到这个名称,我很可能会把它当成这个大都市里众多艺术馆中的一个,与它擦肩而过。

   这个画廊其实是一段墙。它曾是一道举世闻名的高墙中的一部分。

   很小的时候, 我就知道欧洲也有一个国家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,一半叫东德, 另一半叫西德。当然, 这不是它们的正式名称。在正式场合, 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名字, 自己的国旗, 自己的国徽和自己的国歌。那时候我还小,分不清那两个国家的正式名称, 常常把它们弄混。

   后来, 我又知道了, 在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有一个名叫柏林的古老城市, 她也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,一半叫东柏林, 另一半叫西柏林。 们中间隔着一道墙,这道墙就以城市的名字命名, 叫柏林墙。



   那时候, 没有人告诉过我柏林墙的故事。没有人告诉我这道墙是为什么被修建,它是如何修建起来的,当然更没有人告诉过我,柏林墙下曾经有过多少冤魂,因为我身边的大人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他们只告诉我, 这道墙划分了两种社会制度,一种叫做资本主义, 一种叫做社会主义。 他们确定无疑地告诉我, 后者比前者先进得多。 可是没有人向我提到过, 这道墙也分割了许多家庭, 划分了两种人生。

   再大一点时,我还知道了,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,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朋友, 另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敌人。 可是那时,年幼的我正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历一场人为的大灾难。我还不懂得思考,不敢怀疑,不敢询问,也无处询问。 历史对于我是那样遥远,世界对于我是那样广漠。那时候,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,有一天, 我会来到这里,来到这道墙边,在它的阴影下漫步沉思。

   八月中旬,我从寒冷的北极南来, 一下子扑进了柏林的酷暑。----难怪柏林人要抱怨呢,原来这是近百年来此地最炎热的一个夏天!那天中午12点,我穿着背心式短衫和短裙,足登凉鞋,背着美国流行的“报童式”挎包和数码相机,手里捏着柏林市区游览图,站在东区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视塔下。我决定步行到柏林墙遗址去,却不知道它在哪里。

   此次的柏林之行是未经计划的,完全出于偶然。因此我对柏林,就像对我整个的北欧之旅一样,抱着“一切随缘”的心态, 并没有非看不可的地方, 除了一点:我要去柏林墙, 而且一定要步行前往。这仿佛是应了一种感召, 又仿佛是一个仪式,一个具有某种特殊的,近乎神圣意味的仪式。柏林墙对我有某种独特的意义,使我无法以单纯的旅游者身份,乘坐舒适的空调大巴来走马观花,匆匆忙忙地到此一游。


  说不清这是为什么。 也许,是因为1989年?那一年的6月里,我由极度的悲愤转向极度的失望,对许多口号和目标丧失了希望与信心。 然而,仅仅几个月后,就在那一年的119日, 在柏林,那道钢筋水泥的高墙在举世瞩目中倒下。 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: 被关闭的通道打开了, 墙两边等待已久的人们朝对方冲去, 互不相识的人们脸上淌着泪,热烈地拥抱。我相信,那一刻, 世界上有许多人与他们一同流泪, 其中也包括我。




   

   也许, 就是为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的希望,信心,鼓舞和启示, 我必须带着朝圣者一般的心情, 步行前往“东区画廊”。

   40分钟后, 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绕了半圈,从海神喷泉旁边走过,穿过有轨电车道,走到对街。在世界钟下面,我停留了片刻, 试图弄清楚我的家乡现在应该是什么时间。 可是那些自顾自转动的圈儿使我头晕脑涨, 我很快放弃了努力,独自站在街边, 四处张望, 寻找卡尔·马克思大道。


    我手里仍然捏着游览图,不过地图被我折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。 午饭时遇到一位建筑工人, 我向他询问柏林墙的位置, 他掏出黑色马克笔, 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粗线, 旁边用英文写着两个黑色大字:Berlin Wall。我想请教他前往柏林墙的路线,可是语言不通,比划了一阵还是不得要领。

   
 突然想起来, 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下有个游客信息中心。我走进去, 里头的一位女士请教前往那段残墙的路线。 她告诉我, 去那里的最佳路线是沿卡尔·马克思大道前行, 经过 斯特劳斯伯格广场, 到巴黎公社街右转, 再走一段路就到了。“至少要走半小时,”她警告我。

   一位路人向我指出卡尔·马克思大道的方向。几分钟后, 我来到这条著名的大街。19491221日,德共领导人决定把这条大街做为生日礼物赠送给苏共领导人斯大林, 以庆祝他的70大寿。这条大街被命名为“斯大林大道”。 当时, 这条被战争摧毁的大街满目苍夷, 到处是残墙断壁。1952年,海特曼,亨瑟尔曼, 赫波以及其他建筑师开始设计并且主持这条大街的重建。工程持续了整整8年, 1960年完工。

   1953617日,这条大道上爆发了一场暴动。暴动被苏军的坦克镇压。
   我沿着大道东行。夏日柏林的正午,头顶上骄阳如火,火辣辣的阳光晒在皮肤上,灸人若烤。我在裸露的皮肤上厚厚地涂上一层防晒油,仍然感觉到阳光的威力。

   宽达90米的卡尔·马克思大道气派恢弘,两边的建筑与西区很不同,特别是住宅楼, 它们整齐划一,明显地注重实用而不关心个体风格。 这些整齐但显得式样单调的楼房给我以“似曾相识”之感, 而那种感觉又带来一种近乎“他乡遇故知”般的亲切,仿佛回到童年时代,虽然一切都是统一,单调而且混噩,却也不防碍寻常百姓自得其乐的柴米生涯——直到这纯朴简单的生涯被一场莫名其妙的革命扰得天翻地覆。

   大街上车流飞快地来往, 人行道上行人稀少。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匆匆而过,顺便看了我一眼, 也许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女人在这条大道上独行。 一段人行道上, 我看见一个标志牌, 上面用照片和德、英文两种文字介绍这条大街的历史。 原来, 这条大道上曾经有过一座高达4.8米的斯大林立像。照片上,铜塑的斯大林左手叉腰,垂下的右手中握着一卷纸, 不知道象征着什么。他的眼睛里有一丝傲慢,目光下垂, 注视着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宽阔大道, 以及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。 然而,自这尊铜像于195183日揭幕时算起,他在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上只站立了十年。 1961年的一个秋夜里,一夜之间,塑像从大街上消失了。后来, 铜像被融化,改铸成动物园里的一座铜雕,随之而去的还有这条大道的名字。此后,这条大街被易名为卡尔·马克思大道——生日礼物在受赠者死后旋即被收回了。


   谁说历史枯燥无味?有时候,历史十分幽默呢!


    标志的不远处, 一片树荫中的长椅上坐着几位老人。我想向他们打听一点与这条大街有关的事,可是一想到自己完全不懂德语,只好作罢。 三个推着婴儿车的少妇从一家商店出来, 从容地边走边谈。几个骑着自行车的少年风一般飙来, 又风一般飙去,其中一个回过头来, 用很标准的美式英语对我喊了声“Hi babe!” 我笑了。


   走进一家商店,我看到的几乎全是熟悉的商品,同样的商品也陈列在我在纽约每天上班路过的店里。十几年过去了,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我掏出一把欧元硬币,买了一瓶矿泉水,走出了商店。经过著名的卡尔·马克思书店时,我进去买了一张明信片。明信片很漂亮, 天蓝的底色上印着一只雪白和平鸽, 旁边还用白色花体字印了几行诗。

   在巴黎公社街拐弯, 走到底,再拐个小弯,面前出现一条不大的街道,名叫市场街。 街的一侧横着一堵墙,墙上绘满壁画,有的鲜艳,有的斑驳。我穿过街道朝它走去。太阳在大墙下面洒下一道阴影,我站在阴影中, 默默地望着横在我面前的水泥板墙。




 这里原本没有墙。它不过是条普普通通的街道, 历史上一度是个市场。街当中有一道分隔带, 把街道分为双向单行道。分隔带上似乎曾经种过花, 不过如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   可是,这条普通的街道如今却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

   1949年, 东德和西德分别成立了政府。然而,从1949年到1961年间, 足足有三百多万东德人“用脚投票”, 逃到西德。大量西德人的逃亡不仅使东德政府难堪, 更重要的是,它使东德严重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。 东德政府决定
要遏制本国人民的逃亡潮。1961813日早晨,柏林的居民们发现, 一夜之间他们的城市中间出现了一条布满尖刺的铁丝网,这条丑陋的网把他们的城市分隔成了东、西两半。仅仅几天功夫,一道虽然简单粗陋, 但却十分有效的墙就被建造起来了。这就是“原始”的柏林墙。整个柏林墙于1964年建成,以后经过不断的加强和维修,最后一次工程于1975年竣工。 这道墙长达169.5公里,包括104.5公里水泥板墙,10公里水泥墙和55公里长的铁丝网。沿墙还建造了302个了望塔,挖了长达105.5公里长的防坦克和汽车壕沟,布下了127.5公里长的信号网。墙中有7个过境站, 供两边的人们来往。为了防止逃亡者攀墙而过,东德境内的墙后还有一道宽宽的无人区,无人区后边还有一道墙。无人区内灯光彻夜照明,军人 24小时巡逻,并奉命向进入 无人区者开枪,格杀勿论。因此,这段无人区也被称为“死亡地带”。



此刻,横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段一千三百米长的残墙, 它是柏林墙遗迹中最长的一段。墙比我想象的低,虽然它高达3.6米。 墙面抹得很平, 没有一点可供攀援者支撑手脚之处。 墙的顶部还砌了一道圆形的水泥管, 好像戴了个圆溜溜的帽子, 使得攀援墙壁更加困难。残墙与房屋相连的地方有一扇敞开的铁门, 门上挂了个牌子, 上面用英文写着:“到墙后面去看看!”

   我通过铁门绕到墙后。 墙后面原先是白色的, 现在也布满了涂鸦之作。 墙面前的地上堆满了沙土, 不知道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。沙土想必堆了不少日子了,从沙土堆里冒出来的野草已经长了半人高。 一块门状的铁丝网块斜靠在墙上,它是否曾经是柏林墙的一部分? 昔日,这里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“死亡地带”吗?我无法想象, 也不愿去想象。

  我绕回“画廊”, 沿着墙下的阴影, 慢慢朝前走去。

   粗糙的墙面上一幅连着一幅壁画。这些壁画原先几乎全部脱落了,20006月,部分壁画被重新绘制 ,恢复了原状。 现在,这些被重新绘制的壁画上写着各种题字。题字者来自世界各国,提的字也是用各种文字写成,其中包括简体和繁体中文。



 一幅天蓝底色的壁画上绘着血红的墙, 墙上有个黑洞洞的窗口,窗口上装着铁栏杆。一只戴着镣铐的手从窗口里伸出来, 食指和中指分开, 打出象征胜利的V字。镣铐的一头衔在一只展翅的白鸽口中,白鸽后面, 是一轮金灿灿的太阳。这是不是说,和平与希望终将战胜黑暗和镣铐?


   另一段墙上画着血红的山和夺目的太阳, 山和太阳的前面,却横着带尖刺的黑色铁丝网。然而,铁丝网终究挡不住光明。

在一幅壁画前,我停下脚步。 未经整修的画面已经斑驳脱落,但是仍然可见画中的情景:一道高墙, 一个男人越墙而过。 他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装满了紧张恐惧。

   这幅画描绘了柏林墙的真实故事。
 高大恐怖的柏林墙并没有能完全阻挡住东德人的逃亡。 据估计,28年里,约有一万名东德人试图攀墙而过, 逃往自由民主的西德,其中约有五千人成功了。为了奔向自由, 逃亡者们采用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, 几乎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他们或是从墙上攀援而过, 或是从墙下的地道里穿出, 甚至还有人索性破墙而出。 1979915日, 两个家庭的八口人, 乘坐高度相当于四层楼房的自制热气球飘越大墙,降落到西德。 一批西德人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挖了一条地道, 地道从墙底下通过, 57名逃亡者通过这条地道逃到了西德。一名卡车司机载着一群逃亡者,开着车高速撞墙而出。 他不幸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中,身负重伤。这位英勇的司机带伤继续开车前行,终于进入西德境内。一卡车的人获得了自由,勇敢的司机却伤重而亡。两个男人朝西边一座房屋的房顶射了一箭,箭上连着一条钢索。这两个聪明人 顺着钢丝溜了55英尺,只花了30秒钟就成功地越过了柏林墙。
逃亡者中甚至包括不少东德军人。1961815日,一个名叫康拉德·舒曼的东德士兵蹦过铁丝网,逃到西德。跳过网时,他居然还背着枪。在他之后,约有两千名东德军人越墙而出。


不成功的逃亡者往往身遭厄运。他们不是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死射伤, 就是被捕入狱。从柏林墙建成到被推倒的28年中, 246名试图攀墙而过的逃亡者在墙下被东德军人射死,近200人受伤。其中最著名的死者是18岁的建筑工人彼得·费希特。1962817日,费希特试图越过查理边防站附近的铁丝网,逃往西柏林。东德军人朝他开枪,费希特不幸中弹倒下。在场的西柏林人朝身受重伤的费希特冲去, 试图救他脱险,却被荷枪实弹的东德军人阻止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 年轻的费希特流血过多而死。费希特是柏林墙下的第50名蒙难者。 他成为柏林墙下冤魂的象征。 在距离他中弹死去不远的西边墙下,西德人为他竖立了一个挂着花环的十字架, 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悲伤。


   我伸出手,轻轻抚摸粗糙的墙面。就是这样一堵墙,隔断了多少梦想!

   一幅壁画上画着漂亮的五色彩带, 下面用英文写着:不要战争, 不要高墙。还有一幅壁画描绘出1989119日的情景: 墙中出现一个大大的缺口, 人群潮水般从缺口中涌出。





   1990613日, 拆除柏林墙的工程正式开始,并于次年的1130日结束。 昔日长达169.5公里的柏林墙,只剩下了6小段,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。拆除的水泥板被捣碎用来铺路,另有250段被当作纪念品拍卖。在柏林墙曾经经过的90多条街道中间, 有些现在只剩下两条砖块铺成的细线, 作为历史的痕迹。

   在一段墙上,两块水泥板相接之处裂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, 洞里露出狰狞扭曲,锈迹斑斑的钢筋。这个洞很可能是14年前的“凿墙者”留下的。我贴近洞口望去,墙的另一边是鲜绿的树叶。低头下望,墙根水泥块的缝隙里,长着绿油油的小草。草中有一些彩色的碎片, 那是墙上脱落的壁画, 很多壁画如今已经完全脱落了,露出灰色的水泥墙面。

   1989年至今,14年过去了,柏林墙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。我想,当初决定修墙的那些人一定没有料到, 这道他们以为将永远存在的高墙,仅仅存在了28年。

   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”。

   历史真的非常幽默。

   不知不觉间, 我已经在这段残墙下走了一个来回。 太阳开始西斜,是离开的时候了。我走出高墙的阴影,穿过市场街,朝来时路走去。走上弯道时,我停下脚步,回头再看了一眼那道残墙。它站立在街边, 用阴影, 壁画和本身的存在, 无言地向世人诉说着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:自由是不能被有形或无形的墙挡住的。 正如残墙上的一幅壁画画的那样: 一颗星划过灰色的天空, 星星下面悬着一条带子, 上面有一个简单的词: 自由。 无数双手伸向那颗星。

   “自由终将战胜镣铐, 民主终将战胜专制”, 柏林的残墙如是说。

   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简单, 最直接,最普遍的,它并不因为时间,地域,种族,文化的不同而改变, 也不因为人们充耳不闻就失去意义。

   我转身朝西区走去。




写于2003年9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