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它的正式名称是“东区画廊”（East Side Gallery）。
这个名称看似平常，但它却在不经意中掩盖了一段历史，并且为这段充满血泪的历史涂上了一层近乎浪漫的色彩。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，光是从导游图上看到这个名称，我很可能会把它当成这个大都市里众多艺术馆中的一个，与它擦肩而过。
这个画廊其实是一段墙。它曾是一道举世闻名的高墙中的一部分。
很小的时候， 我就知道欧洲也有一个国家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，一半叫东德， 另一半叫西德。当然， 这不是它们的正式名称。在正式场合， 它们各自有自己的名字， 自己的国旗， 自己的国徽和自己的国歌。那时候我还小，分不清那两个国家的正式名称， 常常把它们弄混。
后来， 我又知道了， 在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有一个名叫柏林的古老城市， 她也被人为地分割成两半，一半叫东柏林， 另一半叫西柏林。 们中间隔着一道墙，这道墙就以城市的名字命名， 叫柏林墙。
那时候， 没有人告诉过我柏林墙的故事。没有人告诉我这道墙是为什么被修建，它是如何修建起来的，当然更没有人告诉过我，柏林墙下曾经有过多少冤魂，因为我身边的大人们自己也不知道。他们只告诉我， 这道墙划分了两种社会制度，一种叫做资本主义， 一种叫做社会主义。 他们确定无疑地告诉我， 后者比前者先进得多。 可是没有人向我提到过， 这道墙也分割了许多家庭， 划分了两种人生。
再大一点时，我还知道了，这个被分割成两半的国家里，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朋友， 另一半是我们国家的敌人。 可是那时，年幼的我正在自己的国家里经历一场人为的大灾难。我还不懂得思考，不敢怀疑，不敢询问，也无处询问。 历史对于我是那样遥远，世界对于我是那样广漠。那时候,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有一天， 我会来到这里，来到这道墙边，在它的阴影下漫步沉思。
八月中旬，我从寒冷的北极南来， 一下子扑进了柏林的酷暑。----难怪柏林人要抱怨呢，原来这是近百年来此地最炎热的一个夏天！那天中午12点，我穿着背心式短衫和短裙，足登凉鞋，背着美国流行的“报童式”挎包和数码相机，手里捏着柏林市区游览图，站在东区亚历山大广场的电视塔下。我决定步行到柏林墙遗址去，却不知道它在哪里。
此次的柏林之行是未经计划的，完全出于偶然。因此我对柏林，就像对我整个的北欧之旅一样，抱着“一切随缘”的心态， 并没有非看不可的地方， 除了一点：我要去柏林墙， 而且一定要步行前往。这仿佛是应了一种感召， 又仿佛是一个仪式，一个具有某种特殊的，近乎神圣意味的仪式。柏林墙对我有某种独特的意义，使我无法以单纯的旅游者身份，乘坐舒适的空调大巴来走马观花，匆匆忙忙地到此一游。
说不清这是为什么。 也许，是因为1989年？那一年的6月里，我由极度的悲愤转向极度的失望，对许多口号和目标丧失了希望与信心。 然而，仅仅几个月后，就在那一年的11月9日， 在柏林，那道钢筋水泥的高墙在举世瞩目中倒下。 我还记得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： 被关闭的通道打开了， 墙两边等待已久的人们朝对方冲去， 互不相识的人们脸上淌着泪，热烈地拥抱。我相信，那一刻， 世界上有许多人与他们一同流泪， 其中也包括我。
也许， 就是为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的希望，信心，鼓舞和启示, 我必须带着朝圣者一般的心情, 步行前往“东区画廊”。
40分钟后， 我在亚历山大广场绕了半圈，从海神喷泉旁边走过，穿过有轨电车道，走到对街。在世界钟下面，我停留了片刻， 试图弄清楚我的家乡现在应该是什么时间。 可是那些自顾自转动的圈儿使我头晕脑涨， 我很快放弃了努力，独自站在街边, 四处张望， 寻找卡尔·马克思大道。
我手里仍然捏着游览图，不过地图被我折到了一个特定的区域。 午饭时遇到一位建筑工人， 我向他询问柏林墙的位置， 他掏出黑色马克笔， 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粗线， 旁边用英文写着两个黑色大字：Berlin Wall。我想请教他前往柏林墙的路线，可是语言不通，比划了一阵还是不得要领。
突然想起来， 亚历山大广场电视塔下有个游客信息中心。我走进去， 向 里头的一位女士请教前往那段残墙的路线。 她告诉我， 去那里的最佳路线是沿卡尔·马克思大道前行， 经过 斯特劳斯伯格广场， 到巴黎公社街右转， 再走一段路就到了。“至少要走半小时，”她警告我。
一位路人向我指出卡尔·马克思大道的方向。几分钟后， 我来到这条著名的大街。1949年12月21日，德共领导人决定把这条大街做为生日礼物赠送给苏共领导人斯大林， 以庆祝他的70大寿。这条大街被命名为“斯大林大道”。 当时， 这条被战争摧毁的大街满目苍夷， 到处是残墙断壁。1952年，海特曼，亨瑟尔曼， 赫波以及其他建筑师开始设计并且主持这条大街的重建。工程持续了整整8年， 于1960年完工。
1953年6月17日，这条大道上爆发了一场暴动。暴动被苏军的坦克镇压。
我沿着大道东行。夏日柏林的正午，头顶上骄阳如火，火辣辣的阳光晒在皮肤上，灸人若烤。我在裸露的皮肤上厚厚地涂上一层防晒油，仍然感觉到阳光的威力。
宽达90米的卡尔·马克思大道气派恢弘，两边的建筑与西区很不同，特别是住宅楼， 它们整齐划一，明显地注重实用而不关心个体风格。 这些整齐但显得式样单调的楼房给我以“似曾相识”之感， 而那种感觉又带来一种近乎“他乡遇故知”般的亲切，仿佛回到童年时代，虽然一切都是统一，单调而且混噩，却也不防碍寻常百姓自得其乐的柴米生涯——直到这纯朴简单的生涯被一场莫名其妙的革命扰得天翻地覆。
大街上车流飞快地来往， 人行道上行人稀少。一个背着书包的女学生匆匆而过，顺便看了我一眼， 也许是惊异于一个东方女人在这条大道上独行。 一段人行道上， 我看见一个标志牌， 上面用照片和德、英文两种文字介绍这条大街的历史。 原来， 这条大道上曾经有过一座高达4.8米的斯大林立像。照片上，铜塑的斯大林左手叉腰，垂下的右手中握着一卷纸， 不知道象征着什么。他的眼睛里有一丝傲慢，目光下垂， 注视着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宽阔大道， 以及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。 然而，自这尊铜像于1951年8月3日揭幕时算起，他在这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道上只站立了十年。 1961年的一个秋夜里，一夜之间，塑像从大街上消失了。后来， 铜像被融化，改铸成动物园里的一座铜雕，随之而去的还有这条大道的名字。此后，这条大街被易名为卡尔·马克思大道——生日礼物在受赠者死后旋即被收回了。
谁说历史枯燥无味？有时候，历史十分幽默呢！
标志的不远处， 一片树荫中的长椅上坐着几位老人。我想向他们打听一点与这条大街有关的事，可是一想到自己完全不懂德语，只好作罢。 三个推着婴儿车的少妇从一家商店出来， 从容地边走边谈。几个骑着自行车的少年风一般飙来， 又风一般飙去，其中一个回过头来， 用很标准的美式英语对我喊了声“Hi， babe！” 我笑了。
走进一家商店，我看到的几乎全是熟悉的商品，同样的商品也陈列在我在纽约每天上班路过的店里。十几年过去了， 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我掏出一把欧元硬币，买了一瓶矿泉水，走出了商店。经过著名的卡尔·马克思书店时，我进去买了一张明信片。明信片很漂亮， 天蓝的底色上印着一只雪白和平鸽， 旁边还用白色花体字印了几行诗。
在巴黎公社街拐弯， 走到底，再拐个小弯，面前出现一条不大的街道，名叫市场街。 街的一侧横着一堵墙，墙上绘满壁画，有的鲜艳，有的斑驳。我穿过街道朝它走去。太阳在大墙下面洒下一道阴影，我站在阴影中， 默默地望着横在我面前的水泥板墙。
这里原本没有墙。它不过是条普普通通的街道， 历史上一度是个市场。街当中有一道分隔带， 把街道分为双向单行道。分隔带上似乎曾经种过花， 不过如今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可是，这条普通的街道如今却成为历史的见证。
1949年， 东德和西德分别成立了政府。然而，从1949年到1961年间， 足足有三百多万东德人“用脚投票”， 逃到西德。大量西德人的逃亡不仅使东德政府难堪， 更重要的是，它使东德严重缺少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。 东德政府决定
要遏制本国人民的逃亡潮。1961年8月13日早晨，柏林的居民们发现， 一夜之间他们的城市中间出现了一条布满尖刺的铁丝网，这条丑陋的网把他们的城市分隔成了东、西两半。仅仅几天功夫，一道虽然简单粗陋, 但却十分有效的墙就被建造起来了。这就是“原始”的柏林墙。整个柏林墙于1964年建成，以后经过不断的加强和维修，最后一次工程于1975年竣工。 这道墙长达169.5公里，包括104.5公里水泥板墙，10公里水泥墙和55公里长的铁丝网。沿墙还建造了302个了望塔，挖了长达105.5公里长的防坦克和汽车壕沟，布下了127.5公里长的信号网。墙中有7个过境站， 供两边的人们来往。为了防止逃亡者攀墙而过，东德境内的墙后还有一道宽宽的无人区，无人区后边还有一道墙。无人区内灯光彻夜照明，军人 24小时巡逻，并奉命向进入 无人区者开枪，格杀勿论。因此，这段无人区也被称为“死亡地带”。
此刻，横在我面前的只是一段一千三百米长的残墙， 它是柏林墙遗迹中最长的一段。墙比我想象的低，虽然它高达3.6米。 墙面抹得很平， 没有一点可供攀援者支撑手脚之处。 墙的顶部还砌了一道圆形的水泥管， 好像戴了个圆溜溜的帽子， 使得攀援墙壁更加困难。残墙与房屋相连的地方有一扇敞开的铁门， 门上挂了个牌子， 上面用英文写着：“到墙后面去看看！”
我通过铁门绕到墙后。 墙后面原先是白色的， 现在也布满了涂鸦之作。 墙面前的地上堆满了沙土， 不知道是打算用来做什么的。沙土想必堆了不少日子了，从沙土堆里冒出来的野草已经长了半人高。 一块门状的铁丝网块斜靠在墙上，它是否曾经是柏林墙的一部分？ 昔日，这里就是令人望而生畏的“死亡地带”吗？我无法想象， 也不愿去想象。
我绕回“画廊”， 沿着墙下的阴影， 慢慢朝前走去。
粗糙的墙面上一幅连着一幅壁画。这些壁画原先几乎全部脱落了，2000年6月，部分壁画被重新绘制 ，恢复了原状。 现在，这些被重新绘制的壁画上写着各种题字。题字者来自世界各国，提的字也是用各种文字写成，其中包括简体和繁体中文。
一幅天蓝底色的壁画上绘着血红的墙， 墙上有个黑洞洞的窗口，窗口上装着铁栏杆。一只戴着镣铐的手从窗口里伸出来， 食指和中指分开， 打出象征胜利的V字。镣铐的一头衔在一只展翅的白鸽口中，白鸽后面， 是一轮金灿灿的太阳。这是不是说，和平与希望终将战胜黑暗和镣铐？
另一段墙上画着血红的山和夺目的太阳， 山和太阳的前面，却横着带尖刺的黑色铁丝网。然而，铁丝网终究挡不住光明。
在一幅壁画前，我停下脚步。 未经整修的画面已经斑驳脱落，但是仍然可见画中的情景：一道高墙， 一个男人越墙而过。 他睁得大大的眼睛里装满了紧张恐惧。
这幅画描绘了柏林墙的真实故事。
高大恐怖的柏林墙并没有能完全阻挡住东德人的逃亡。 据估计，28年里，约有一万名东德人试图攀墙而过， 逃往自由民主的西德，其中约有五千人成功了。为了奔向自由， 逃亡者们采用了各种难以想象的方式， 几乎把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。 他们或是从墙上攀援而过， 或是从墙下的地道里穿出， 甚至还有人索性破墙而出。 1979年9月15日， 两个家庭的八口人， 乘坐高度相当于四层楼房的自制热气球飘越大墙，降落到西德。 一批西德人花了整整六个月的时间挖了一条地道， 地道从墙底下通过， 有57名逃亡者通过这条地道逃到了西德。一名卡车司机载着一群逃亡者，开着车高速撞墙而出。 他不幸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中，身负重伤。这位英勇的司机带伤继续开车前行，终于进入西德境内。一卡车的人获得了自由，勇敢的司机却伤重而亡。两个男人朝西边一座房屋的房顶射了一箭，箭上连着一条钢索。这两个聪明人 顺着钢丝溜了55英尺，只花了30秒钟就成功地越过了柏林墙。
不成功的逃亡者往往身遭厄运。他们不是被东德军人的子弹射死射伤， 就是被捕入狱。从柏林墙建成到被推倒的28年中， 有246名试图攀墙而过的逃亡者在墙下被东德军人射死，近200人受伤。其中最著名的死者是18岁的建筑工人彼得·费希特。1962年8月17日，费希特试图越过查理边防站附近的铁丝网，逃往西柏林。东德军人朝他开枪，费希特不幸中弹倒下。在场的西柏林人朝身受重伤的费希特冲去， 试图救他脱险，却被荷枪实弹的东德军人阻止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 年轻的费希特流血过多而死。费希特是柏林墙下的第50名蒙难者。 他成为柏林墙下冤魂的象征。 在距离他中弹死去不远的西边墙下，西德人为他竖立了一个挂着花环的十字架， 以此表达他们的愤怒和悲伤。
我伸出手，轻轻抚摸粗糙的墙面。就是这样一堵墙，隔断了多少梦想！
一幅壁画上画着漂亮的五色彩带， 下面用英文写着：不要战争， 不要高墙。还有一幅壁画描绘出1989年11月9日的情景： 墙中出现一个大大的缺口， 人群潮水般从缺口中涌出。
1990年6月13日， 拆除柏林墙的工程正式开始，并于次年的11月30日结束。 昔日长达169.5公里的柏林墙，只剩下了6小段，作为历史的见证被保留下来。拆除的水泥板被捣碎用来铺路，另有250段被当作纪念品拍卖。在柏林墙曾经经过的90多条街道中间， 有些现在只剩下两条砖块铺成的细线， 作为历史的痕迹。
在一段墙上，两块水泥板相接之处裂出了一个一尺见方的洞， 洞里露出狰狞扭曲，锈迹斑斑的钢筋。这个洞很可能是14年前的“凿墙者”留下的。我贴近洞口望去，墙的另一边是鲜绿的树叶。低头下望，墙根水泥块的缝隙里，长着绿油油的小草。草中有一些彩色的碎片， 那是墙上脱落的壁画， 很多壁画如今已经完全脱落了，露出灰色的水泥墙面。
1989年至今，14年过去了，柏林墙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。我想，当初决定修墙的那些人一定没有料到， 这道他们以为将永远存在的高墙，仅仅存在了28年。
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。
历史真的非常幽默。
不知不觉间， 我已经在这段残墙下走了一个来回。 太阳开始西斜，是离开的时候了。我走出高墙的阴影，穿过市场街，朝来时路走去。走上弯道时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再看了一眼那道残墙。它站立在街边， 用阴影， 壁画和本身的存在， 无言地向世人诉说着一个极其简单的道理：自由是不能被有形或无形的墙挡住的。 正如残墙上的一幅壁画画的那样： 一颗星划过灰色的天空， 星星下面悬着一条带子， 上面有一个简单的词： 自由。 无数双手伸向那颗星。
“自由终将战胜镣铐， 民主终将战胜专制”， 柏林的残墙如是说。
最深刻的道理往往也是最简单， 最直接，最普遍的，它并不因为时间，地域，种族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， 也不因为人们充耳不闻就失去意义。
我转身朝西区走去。
写于2003年9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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